原始教会的神迹，在得到许多代人的承认之后，近来有人通过深入研究，否定了宗教奇迹的存在。[930]这种研究虽然得到公众的普遍赞许，但是无论在本国还是在欧洲各地，却受到新教教会神职人员广泛的责难。[931]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并非完全来自某种特殊论点，倒是因为受到我们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习惯的影响，要让我们相信一件神奇的事情，便必须有充分证据。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要求他在这场微妙而重要的争论中夹入他自己的见解。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否认，要采用一种能调和宗教和理性二者利益的理论，确有困难。更难的是，要将这种理论恰当运用，保证不出差错，不自以为是，能准确划定那一幸福时代的界限，不致将成因归于超自然的天赋。从最初那位神父到最后一位教皇，一代接一代的主教、圣徒、殉道者和神迹，从未有片刻间断。迷信的发展进程是如此缓慢，几乎让人无法觉察。因此，我们根本不知应当从哪个特定环节截断这根传统链条。每个时代都能为那些使它有别于其他时代的奇异事件充作见证，而它的见证在可信度和分量上不低于前代所提的凭据。如果我们不能像公元2世纪时，用相信查士丁和伊里奈乌斯那种程度[932]来对待公元8世纪时值得尊敬的比德或12世纪时神圣的伯纳德，[933]那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领上一条责备自己前后矛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