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学者张国生是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涌现出来的研究陶行知的一位新秀，他获有东京都立大学博士学位。他的陶行知研究是从研究日本著名教育家柳田国男与陶行知的比较当中介入陶行知研究领域的，1996年3月他在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人文学报（年刊）》（270号）上发表了题为《中日两国近代教育思潮的考察——陶行知与柳田国男的比较分析》一文，张国生将同时代的有类似命运的两位中日教育家作了深层次的分析、比较，他认为，二人都是积极倡导教育改革并亲自投身教育实践，对近代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世界教育史上著名的两位教育家。陶行知以教育为专业，一生扑在教育上，而柳田国男先为农政官，后来把学问与教育结合起来，开始关注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的有关教育的言论对日本教育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战后他又投身教育实践；陶行知也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边从事教育理论研究，一边参加教育实践活动。两人学说的命运也有相近之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中国新民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久，就遭到了长期的批判，到20世纪80年代“伟大人民教育家”的荣誉才得以恢复。柳田国男的教育学说也曾一度被看作无效，但后来受到日本教育界的重视，现在已成为日本教育学者研究的重点对象。张国生认为，对这两位不同国籍的教育家进行比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考察现实教育也有启迪。他集中从三方面对陶行知和柳田国男作了比较：一是晓庄学校教育实验与社会科教育实践。陶行知在学习与借鉴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创办了晓庄学校作为其生活教育的实验基地；柳田国男也是在国外社会科实验潮流的涌动下利用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来帮助建立社会科，把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贯穿在一起，对孩子们进行“田间教育”（社会生活教育）。二是近代教育批判与传统教育批判。在日本实施教育近代化、统一建立学校教育的过程中，柳田国男发现这种整齐划一的学校教育，抹杀了根植于民间生活、在民间自然形成、对生活有用的“民众教育”或“前代教育”，他认为近代教育脱离了生活实际，妨碍了孩子们的成长；陶行知更是极力批判中国的八股取士制度和空疏无用的传统教育扼杀了人的个性，主张创立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的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大众教育。三是唤起疑问、发现并解决问题与教学做合一。柳田国男反对死记硬背式的学习方法，倡导“解决问题的学习方法”：唤起疑问、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为疑问通过一定的综合就会抽象出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就促使儿童去自己做。陶行知的教育指导方法论是“教学做合一”，“用教育、学习、实践密切联系”的方法，去反对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他们二人的目的均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动手操作等能力。张国生博士的论文朴实无华、客观公平、立论新颖、视野开阔，通过将陶行知与日本人熟知的柳田国男作比较，进而更有助于日本人接受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为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日本更广泛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