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儒学化必须完成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以佛为圣人与中国传统的以孔子为圣人如何解决；二是佛教的伦理与儒家的仁义礼制该厚谁薄谁。这两点解决不了，佛教的儒学化就很困难。宋初孙复、石介等人猛烈抨击佛教，其抨击佛教的关键在于以佛为圣人与儒家传统的以孔子为圣人相悖，提倡佛说即提倡夷人之伦理又悖于儒家的仁义礼乐。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儒学在改造过程中大量吸收佛教精义并形成了理学，人们尤其是宋儒对佛教不再以仇视的态度对待之，这就为佛教的儒学化准备了前提，而贡献最大者还是佛教徒中具有相当知识水准的杰出僧侣，如契嵩等人。
契嵩是一代高僧，他对宋代佛教的儒学化进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其平生著作甚丰，而得意之作是《孝论》和《原教》，这可以说是把佛教教义和佛教伦理同儒学融合的有力佐证。
在《孝论》中，契嵩以“孝道”为主题，重点探讨了佛儒伦理相通的问题，即佛之“五戒”通于儒之“五常”。在《戒孝章第七》中说：“五戒，始一曰不杀，次二曰不盗，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31]契嵩用佛之五戒附会儒之五常，以证明佛儒是相同相通的，即“异号而一体”[32]，因此“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亦孝乎”。“五常”是儒家的伦理原则，它与体现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三纲是儒学伦理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五戒可以附会五常，而儒学三纲则是佛教所不能逮的。但契嵩很聪明，他创造了“三本”以对应“三纲”。